认知症（Dementia）也被称为“痴呆症”“失智症”，是一类脑部疾病的总称，包括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帕金森病等相关的神经系统疾病，主要表现为记忆、判断、语言、定向等认知能力的衰退。认知症在国内各地的翻译有所不同。2001年，我国台湾地区将其译为认知症；2011年，我国香港地区译为认知障碍症；内地医学届则一直沿用痴呆症的译法。考虑到痴呆症、失智症等词汇的使用既不准确也容易导致病耻感，本文采用认知症这一译法。

认知症不仅危害认知症人士本身的生活，而且在经济和精神层面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凯特·斯沃弗（Kate Swaffer）发现，人一旦被诊断出患有认知症，就会被“处方式离职”（Prescribed Dis-engagement），即被各类专业人士建议放弃工作，回家好好享受剩下的时光。而他们的家人和伴侣则被善意地告知，他们不久就会成为全职照顾者。凯特还表示，正是这类“处方”的开具，把认知症定义为了负面的痴呆。人们恐惧认知症、对其进行污名化，这加重了认知症人士及其照顾者的病耻感。

2012年，为了倡导在国际和国家层面改善认知症的污名化状态，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联合发布了题为《认知症：公共卫生优先事项》的报告。报告指出：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地方实现认知症的正常化。一个比较有希望的做法，就是建设“认知症友好社区”，即从满足认知症人士身体和健康的需要，转向为他们提供全面的支持。

很多国家为此发起了挑战计划。不过，并非所有国家都使用了“认知症友好”（dementia friendly）这个术语。芬兰提出了“记忆友好”（memory friendly）概念，苏格兰用“认知症支持社区”（dementia supportive communities）替代了“认知症友好社区”，美国提出了“有能力的认知症”（dementia capable）一词。尽管各国使用的术语不同，其所要表达的核心理念却是一致的，即强调以认知症人士为中心，改变其居住的物理与社会文化环境，最终建立一个能包容、尊重认知症人士及其家人的，能为他们提供机会、资源和支持的社区。

认知症友好社区的实践主要分为自上而下型及自下而上型两种。日本、英国是自上而下型的典型代表。以英国为例，2012年3月，前首相戴维·威廉·唐纳德·卡梅伦（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国性挑战，旨在实现医疗和护理领域的持续改善、建立认知症友好社区、促进认知症研究。巴克尔·斯蒂芬（Bucker Stefanie）等指出，正是这次挑战将认知症友好社区建设提上了日程，政策支持是推动英国认知症友好社区发展的重要因素。

与英国的官方推动相反，美国是自下而上型的代表，主要是依靠民间力量推动认知症友好社区建设，林世音等学者指出，西雅图认知症友好运动就是一个范例。2013年初，20多家社会组织和社区成员召开会议，成立了西雅图老年认知症服务联盟。联盟成员承认认知症人士的能力，力图以剧院、博物馆、公园、画廊等社区资产为依托，运用非药理学方法对认知症进行干预。通过为认知症人士创设诸如每月的阿尔茨海默病咖啡馆体验、每周的动物园散步，以及公园水彩绘画课程等社区参与机会，联盟力图建立一个对认知症人士友好的西雅图。

我国的认知症友好社区建设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仅有青岛、上海等少数地区在进行探索，相关研究也十分有限，这就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接下来，本文将运用CiteSpace对国外认知症友好社区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如果一个关键词在众多文献中反复出现，说明该关键词所表征的研究主题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在CiteSpace中，如果这个关键词的中介中心度大于0.1，则被认为在网络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以1年为时间切片，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keyword），提取50个被引次数最高的文献（Top N=50），Pruning（网络裁剪）选择Minimum Spanning Tree（最小生成树）、Pruning sliced networks（修剪分段的网络）、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修剪混合网络），选择Cluster View-Static（静态聚类模式）的Visualization（可视化）类型，并以余弦算法（Cosine）执行，得到关键词共现的关键路径图谱。继而，本文按照中心度（centrality>0.1）对关键路径图谱中的关键词进行筛选（见表1），以对认知症友好社区研究在各个时期的热点情况进行辨识。

从表1可以发现，在2009—2010年，认知症、阿尔茨海默病、照顾、诊断、老年人、干预几个关键词不仅中介中心度较高，而且是该年度的高频词汇，可以被视为是这一时期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此时，学界的关注范围还十分有限。而在2011—2015年，认知症友好社区的研究内容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关注到健康、支持、照顾者、生活质量等议题。虽然在2016年，共现图谱中没有显示出具有较强中心度的关键词，但是认知症友好社区的研究视角并没有停止拓展，且从2017年起出现了污名、技术、安宁疗护等较多有影响力的词汇，这细化了认知症友好社区的研究对象，形成了当下多样化的研究主题以及复合、发散的研究网络。

文献共被引是CiteSpace最具亮点的功能，而由高被引论文构成的类簇（clusters）即研究前沿。本文以参考文献（Reference）为节点类型，提取20个被引次数最高的文献（Top N=20），1年为时间切片，获取了7个聚类（见图2）。本次聚类的聚类模块值（Q）=0.7627，聚类平均轮廓值（S）值=0.6258，说明聚类合理有效。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介绍规模最大的三个聚类（序号越小，规模越大）。

首先，聚类#0意识提升（awareness raising）反映出提升公众对认知症的认知是一个前沿议题。巴克尔等指出，认知症友好社区政策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即要解决认知症人士的病耻感问题，公众意识提升类的活动开展也因此最为常见。不过，休厄德（Heward）强调，“认知症认知”与“认知症友好”的区别值得注意。认知症友好除了提升认知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如使社区物理环境的标识、装饰和照明条件友好起来等。

其次，聚类#1协同照顾（care coordination）说明以家庭为基础的协同照顾（home-based care coordination）是学界的一个努力方向。由于大多数认知症人士都住在家中，接受非专业的家人照顾，认知症人士的医疗护理、药物管理等很多需求都得不到专业的评估与满足。因此，以跨学科的工作团队方式为家庭提供协同照顾，不仅能改善认知症人士的生活质量、实施个性化的护理计划，而且能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和压力。

再次，聚类#2空间（space）表明认知症友好社区的建设中，确认认知症人士如何体验生活空间极为重要。随着认知症程度的加深，认知症人士的生活空间在逐渐变小，认知症人士总是在通过减少他们的环境接触来适应他们的处境；生活空间的替代还会威胁认知症人士的归属感、意义感、安全感及自治感四重体验，认知症人士因而需要重建自己的空间感，以将一个中性的地方转变为一个对他们有意义的地方。

在共被引頻次排名最高的5篇文献（见表2）里，有2篇的中介中心度（见表3）也较高，是关键节点文献。

一是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2012年联合发布的《认知症：公共卫生优先事项》报告。报告鼓励各国制定政策，提高将认知作为公共卫生优先事项的认识，倡导基于循证、公平、包容和整合原则，在国际和国家层面开展行动。

二是汤姆·莎士比亚（Tom Shakespeare）等人的《考虑权利：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认知症与残疾》一文。作者指出，“认知症友好”一词虽然是积极的，但也是傲慢和不恰当的，这意味着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让没有认知症的人对认知症人士友好。但是，如果问题包括社会强加的障碍、贬低甚至侵犯人权，那么“友好”一词则是不恰当的回应，我们不会把它用于其他被排除在外的群体，因而我们需要一种更强有力的回应。认知症应该被视为是人权问题，我们需要深化对人权的看法，以吸收包括认知症人士在内的所有人的经验。

近年来，人们对认知症友好社区的概念越来越感兴趣，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不管这些研究探讨的是公民权还是空间体验，都在力图回应认知症人士的原居安老需求，使其既不会为了得到长期照顾而被迫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同时还能够感到被重视和理解，继续成为家庭、社区和公民生活的一部分。正如连菲等所说，国外经验清晰地传递出这样一个理念，即如果有一套支持系统作为保障，让认知症人士充满活力地生活在一直居住的社区中是可行的。这套支持系统可以用珍妮特·克兰普顿（Janet Crampton）等提出的认知症友好社区四基石模型来予以概况。基石一是“地点”，指的是社区的物理环境、住房、交通等，要能够支持认知症人士；基石二是“人”，这既包括认知症人士的家人、朋友、邻居，也包括更广泛的社区人员，需要他们的理解与尊重；基石三是“资源”，考察社区是否有足够的服务和设施来满足认知症人士的需要；基石四是“网络”，强调这些支持力量之间的沟通与协同照顾。四基石可以反观社区对认知症人士的友好程度，国外上述的前沿主题也都可以归为是对此模型或模型中某一具体维度的探讨。

此外，这些研究都以一种研究转向为趋势，即我们应该关注认知症人士依然存有的能力，关注他们还能做什么，而非聚焦于他们不能做什么。琳达·布莱尔（Linda Birt）等发现，西方文化中，认知症人士一直被描述为“活死人”（a living death）的说法正在受到挑战。本文认为，这可能也是Shakespeare的研究成为重要节点文献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巴特利特（Bartlett）所说，认知症友好社区具有隐性的及显性的公民身份基础，而公民身份正是对认知症人士是具有权利和能力的积极参与者的承认，认知症友好社区的建设正是实现认知症人士公民身份的最佳机会。

最后，透过全球的认知症友好社区实践，我们可以再次看到社会政治实践的意义及话语的力量。它们可以让认知症人士在边缘状态挣扎，也可以使这种挣扎转变为新生活开启前的一个普通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