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是结果也是一种过程。作为结果来说，人口老龄化是指一个社会的人口结构呈现出老年状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老龄化社会；而作为过程来说，是指社会中的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

人口老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升的过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结构转变的必然结果，随着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双重下降，人口年龄的中位数将会不断上升，既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老化。

根据1956年联合国发布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一文中的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超过7%，则认为该国家或地区是老年型人口结构。而在1982年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上，将老年型人口结构定义为60及60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0%。

　　上述标准皆为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反映的是人口老龄化的绝对程度。学界也有将老年人口抚养比作为老龄化的衡量指标，老年人口抚养比是指将老年人口数量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相比，所得的比例既为老年人口抚养比。

　　也可将老年人口和少年人口（0-14岁）比例作为人口老龄化的衡量指标，还有人口中位数年龄等皆可作为人口老龄化的衡量指标。总而言之，学界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界定标准较多，不同的方法对于实证来说得到的结果可能不同，目前国际上使用较多的衡量标准是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因此本文也将采纳这一标准。

经济增长一般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产出水平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的增长。对于狭义的经济增长而言，国家或地区一段时期内经济总量的增长数量即为经济增长，也称作经济增长规模；而广义的经济增长不仅包括经济总量规模的上升，还包括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对于经济增长的衡量大概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衡量，一般采用实际GDP表示经济增长，第二种是用人均GDP来表示，使用人均GDP进行衡量时亦需要换算成实际GDP，第三种是用GDP或人均GDP的年增长率来表示，体现了GDP或人均GDP的动态变化水平。

对于护理服务做好定价，同时考虑居住者的职业、年龄、身体素质等综合考量，做好精细化定价有助于增加客户的接受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人口理论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上，将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进行联系，形成了两种生产理论。

　　社会生产包括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其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劳动者将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结合，创造出物质资料以满足自身的基本生活。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人类自身生产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会促进生产力的生产与发展。

　　因此两种生产要相互适应，生产力对物质资料的生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若人类自身生产不能和其相适应，势必会产生严重的人口问题，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同时还提出了人口相对过剩理论，表示出对马尔萨斯绝对人口过剩理论的质疑。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不断追求更多剩余价值的过程会带来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即劳动力需求相对于资本的需求会越来越少，因此得出资本主义社会会产生人口相对过剩问题，而非人口绝对过剩问题。

　　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带来的结果是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这将导致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的快，这样的情况会导致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比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增加的更快，这就要求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的更快。但是生产资料的生产会受到个人消费的限制，不能脱离消费资料的生产而孤立的发展。

　　经济增长是以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为基础的，社会再生产会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首先，如果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失调，社会再生产则不能继续下去，经济增长将会受到阻碍。其次，社会再生产的类型也会影响经济增长方式。

　　外延的社会扩大再生产会带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而内涵的社会扩大再生产会带来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最后，社会再生产按比例进行会稳定社会经济增长。

人口转变理论是关于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理论，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的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转向现代的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过程。兰德里1909年提出人口转变理论，将人口再生产划分为原始、中期和现代三个阶段。

　　之后布莱克发展了其理论，将人口发展分为高位静止、早期发展、后期发展、低位静止和减退五个阶段。汤普森将经济因素引入人口发展阶段的划分之中，将人口再生产划分为不限制生育的原始阶段，对生活质量的需求要求控制生育率的中期阶段，对更高生活质量的需求而更加控制生育的第三阶段。

　　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改变的原因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存在一定差异。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人口发展是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工业化的推进以及科技进步造成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一般而言，死亡率和出生率变化之间存在着时滞，二者并不会同时发生，死亡率一般会先于出生率下降。

　　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也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不仅在衣食住行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教育水平和医疗服务方面也稳步提升，从而首先带来了死亡率的下降，使得以往频繁发生的新生儿夭折、饥饿、瘟疫等发生的概率大大下降。

　　经济发展的水平的提高带来的结果是生育成本和生育的机会成本的上升，因此在死亡率下降一定时间后，出生率会显现明显的走低趋势，形成现如今发达国家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均衡状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可能不是死亡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二战之后，大多数发展国家纷纷走向独立，走上了发展本国经济之路。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在医疗卫生方面的人道性援助以及一些药物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给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带来了福音，也有效降低了发展中国家以往的高死亡率。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政府对生育率的干预的双重作用，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快速下降。

长期以来，学界大多讨论的“人口红利”是界定在劳动力数量充裕这一层面上的，而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深，以往充足的劳动力开始转向减少，人口红利面临消失的难题，在此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转向对“人力资本红利”的讨论。

　　换而言之，对“人口红利”的讨论是基于人口数量的角度进行的，对“人力资本红利”的讨论是从人口质量方面入手进行讨论的。

　　人口红利一般是伴随着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而出现的，在当前一个阶段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会降低少年儿童的数量，从而减轻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且该阶段的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并不会迅速上升。

　　总的抚养比会维持在较低水平，在此情况下就形成了一个劳动力供给充足且抚养比较低的年龄结构优势阶段，将这个阶段称之为“人口红利”阶段。

总的来说，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不可避免地带来人口老龄化，由于理性人假设，人们为了老年时期的消费会增加年轻时期的储蓄，这将导致储蓄率的提高。老年人口的身体健康不断提升，适时出台延长工作年限的政策，可以提高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进而增加劳动力供给。因此“第二次人口红利”会从储蓄率的提高和劳动供给的增加两方面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