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同时它也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趋势。人口变迁理论很好的解释了这一现象。人口变迁理论是人口再生产行为的特定变化，描述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的趋势。传统社会中生育率和死亡率处于较高的水平，而在现代化社会中，两率都处于较低的水平，人口变迁处在这两者之间。

　　人口变迁理论最早出现在1929年，沃恩汤普森收集了部分国家的数据，并以此将不同国家按照人口增加的区别分为三种类别：第一类是美国以及一些北欧和西欧的国家，从19世纪末期到1927年，这些国家从高自然增长率变为低自然增长率并且人口很快稳定下来且数量开始下降；第二类是意大利、西班牙以及一些中欧国家，这些国家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在下降，其中死亡率下降的速度会更快；第三类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它们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且并没有出现变动。

　　弗兰克诺特斯坦重拾汤普森的论点并将三类模式重新定义为初期下降，变迁型增长以及高潜在增长，也称为三阶段模型。三阶段模型是最基础的人口变迁理论模型。第一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均处于高位，死亡率有时高于出生率，有时低于出生率，整体处于平稳状态。第二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出现降低的趋势，但由于科技及医疗水平得到提升，死亡率变化速度的敏感度更高，会优先于出生率到达低位。第三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处于稳定低值，人口变迁过程全部完成。

　　金德伯克、赫里克研究出四阶段模型。第一阶段与诺特斯坦的理论相近，同样是出生率和死亡率处在高位。而第二阶段略有区别，他们认为第二阶段仅有死亡率减少。第三阶段处在早起工业革命时期，随着经济增长出生率出现下降趋势，死亡率继续下降并逐渐达到低点。第四阶段也是人口变迁完成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逐渐处于平稳均衡状态。

　　英国学者布莱克把人口变迁模型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比较高，且维持稳定。第二阶段死亡率呈现下降趋势，出生率基本没有变化，人口数量逐渐上升。第三阶段死亡率达到最低点，出生率逐渐出现下降趋势，此时人口自然自然增长率达到峰值。第四阶段出生率也达到低点，并与死亡率达到稳定均衡状态，人口数量维持稳定。第五阶段由于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对于生育的理念逐渐发生改变，生育率会继续降低且低于死亡率，人口出现负增长状态。

　　不同学者之间对于人口变迁理论都有独特的看法，但大体的趋势相同。在人口结构改变的过程中，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基本都呈现“高高低”一“高低高”一“低低低”的变化规律。当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处在高位时，社会整体的年龄结构比较年轻，死亡率逐渐下降的过程中，年轻人口数量大幅上升，年龄结构会变得更年轻。之后出生率开始下降，这种影响最先导致新生人口增幅降低，而在出生率降低之前的年轻人已经成长为劳动力。

　　这个年龄结构是经济动力最强的阶段，此时有大量处于工作年龄阶段的年轻人，他们有较少的孩子需要抚养，而且老年人口比例还没来得及增加。中国近几十年的“人口红利”也正是如此。之后，死亡率下降且出生率未下降阶段的新生儿逐渐变老，从而年龄结构中就会出现很大比例的老年人数量，即老龄化现象逐渐出现。

　　卢卡斯在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发展中贡献很大，他认为人力资本存量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引擎，人力资本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卢卡斯沿袭舒尔茨和贝克尔的思路在经济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假定每个生产者用一定比例〃的时间来从事生产，而用1-〃比例的时间从事人力资本积累。因此卢卡斯提出的生产函数为N(t)c(t)+K&t)=AK时侦haUY，式中，h(t)Y为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K(t)为物质资本的增长率，技术水平为Ao目前假设不变。

　　进一步地，卢卡斯假设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施)取决于原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和新的人力资本投资。因此，人力资本存量的变化为&=h(t)G(1-u(t))，在以上两个约束条件下求解效用最大化问题，最终，卢卡斯推导出经济均衡增长率等于人力资「本均衡增长率为v=[b(1—”-Y)]T[(1-(3)(8-(p-2))]，式中人为人口增长率。因此，卢卡斯推导的模型中，人口增长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即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可以建立在没有人口增长的基础上。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是指人力资本程度较高的人可以对他人带来积极影响，提高其边际生产率，但不会因此的得到任何补偿。人力资本的这种外部效用使生产具有增量回报，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人力资本的增加能够带来技术革新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其中，技术革新主要通过自主研发以及技术效仿，而人力资本是自主研发及技术效仿的重要推动者。另外，人力资本的提升能够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进一步带来经济增长。罗默、卢卡斯等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把人力资本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且把人力资本当做边际报酬递增的关键。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一方面会减少有效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就我国目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可以推断出，高龄劳动力也在不断增多，高龄劳动力技术相对落后且更新成本高，所以会降低劳动生产率，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会增加国民储蓄，进而增加教育投资，有利于人力资本的提升并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的客观基础上，探究人口质量因素即人力资本存量的经济效应。首先综述学者之前在相关领域的研究，然后介绍人口老龄化和人力资本的理论基础及现状描述。之后进行理论模型分析。在理论模型部分，将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放入同一模型中，来探究二者的经济效应。最后进行实证检验，利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静态固定效应模型及区分三大地区检验区域性差异的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如下：

　　基于全国层面的实证来看，人力资本存量系数为0.681，即人力资本存量每提升1%，则经济增长0.681%，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与假设一致。老龄化程度系数为-0.139，表明老年抚养比每增加1%,则经济增长下降0.139%，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起到抑制作用，也与假设一致。但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存量的敏感度远远高于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大于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对经济的抑制作用，而且两者的交互作用为正，老龄化的程度加深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所以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客观存在的基础上，投资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存量有助于实现经济持续发展。

　　基于三大地区视角来看，人力资本存量和老龄化程度都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人力资本存量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的系数为1.53、0.82和0.28,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系数均为正，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系数大于全国层面的系数，且东部地区最高。这也体现出东部人才高地的聚集效应。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系数低于全国层面的系数，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比较小，主要原因是西部地区人才流失现象。西部地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但人才吸引力度不够，导致大量人才流失到东部和中部地区，无法让人力资本投资转化为本区域的有效人力资本存量，进而无法推动本区域的经济增长。

　　结合就业人口系数比重来看，劳动力能够促进本区域的经济增长，更进一步地说明了本地区高素质人力资本缺乏，因此，在做好培养人才方案之后，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政策仍是西部地区需要关注的重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老年抚养比也存在区域异质性，其系数分别为0.311和-0.323,东部地区老龄化会促进经济增长，在西部地区这种经济效应相反。主要原因是两个地区老龄人口储蓄、消费、及老龄劳动力的劳动效率之间存在差距。

　　注重教育投资是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受教育平均年限提高、劳动力素质上升能够提升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转型，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长足有效的动力。近年来我国教育投资不断加大，教育事业持续增强，高等教育入学率不断提高，1978年毛入学率1.55%,1998年达到9.76%，1999年我国大学开始全面扩招，毛入学率快速上升，2007年升至23%，2019年达到了51.6%。我国高等教育也正式实现了精英教育阶段一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一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跨越。

　　但我国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的差距，2018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排名前十的国家及受教育年限分别是，德国14.1，瑞士、美国为13.4，加拿大13.3，以色列、立陶宛为13，澳大利亚、英国为12.9,日本、格鲁吉亚为12.8。中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2，在教育普及和人力资本积累上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9年义务教育推行效果显著，但仍需进一步增加义务教育年限，完善义务教育水平，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的差距，增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从全国层面的实证结果来看，人力资本存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显著为正的，但分东中西三大地区来看，东部和中部的人力资本存量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系数低于全国层面水平且系数较小，我们得知主要问题是源于西部地区的人才流失状况。基于此，提出相关针对性建议如下：

　　参考东中部地区其他城市的人才引进政策，加大本地区人才引进力度。例如落户补贴、租房补贴、购房补贴、安家费以及其他的福利政策。能够吸引人才投入到西部建设中来。完善分配、管理制度等以提供人才的长久发展和实现价值的平台。西部地区相比东部中部的经济虽有差距，但还应尽其所能为人才提供更优厚的待遇，另外避免僵化、粗暴的管理制度阻碍人才的发展空间，阻塞实现自我价值的渠道。

　　加大国家政策支持的力度。我国非常重视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2007年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强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要强化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建设。2020年提出《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提出了人才政策、帮扶政策。继续加大投入对西部地区人才的培养、引进以及待遇优化，能够让西部人力资本存量得到更好的积累，能够促进西部经济获得更好的发展。

　　根据《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的研究，预测2020—2050年间，老年人消费将从7万亿元升至61万亿元，老年消费市场有巨大的提升空间。老年消费市场与中青年消费市场有明显的差异，在医疗保健以及一些生活日用品中，老年消费占有很大的比重，相比之下，在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等方面比较薄弱。所以要有针对性的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

　　首先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市场行为，保护老年人消费的安全性。构建有序的老年产业运营体系。其次相关职能部门要完善老年人口保障体系，降低他们生活的风险性，刺激老年人的消费欲望，释放老年人的消费能力。最后准确把握老年人口的消费倾向和消费特征，进行有针对性的市场调研，研发与老年人相关的生活服务产品，完善老年人保健措施，开发老年旅游等，提供充足且有针对性的消费产品。

　　我国老龄化人口不断加深不仅意味着65岁以上人口数量大的现状，经预测推断我国将在2040年达到老龄抚养比的峰值，所以在接近65岁的年龄区间内也有很庞大的人口数量。整体提升大龄劳动人口的工作效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是很显著的。其中很多此龄段的劳动人员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熟练的工作技能，可以发挥他们的优势，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内做培训，进一步强化他们的工作能力，从而提升整体劳动力的劳动效率，并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以中国现行的退休政策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进行划分，60-69岁为低龄老年人口，70-79岁为中龄老年人口，80岁以上称为高龄老年人口。《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中有数据统计，中国低龄活力老人约有1.4亿人，远远高于中高龄老年人的数量。而且在2018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就发布过《老龄蓝皮书：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其中显示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意愿很强。

　　全面开放二胎政策或者全面开放三孩政策，进一步释放相关家庭的生育意愿。给予相应的鼓励措施。给予新婚夫妇购买第一套房优惠政策，对生育行为给予一定的奖励，对新生儿的成长给予一定费用承担，分娩后增加父亲的休假时常或减少工作时间，完善新生儿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生育支持政策要充分考虑到总量与结构、当前与长远、普惠与拖底的关系，以女性就业为核心，以托育照料为重点，以健康服务为基础，优先税收减免、教育补贴等特惠支持，精准把握生育服务的家庭需求，切实缓解家庭的生育抚养压力，为更加开放的生育政策打好基础。进一步开放生育政策既可以缓解老年抚养比系数增长过快，也能为以后的人力资本存量做储备。但要有适度的把控，以免出现总抚养比过高的压力。